當地時間12日，斯諾登在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露面。他向“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國際人權組織駐俄羅斯代表、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和律師發出了會面邀請。會後，斯諾登透過與會者向媒體表示，他決定以個人名義向俄羅斯提出政治避難申請，並承諾在避難期間不會從事傷害美國的事情。

13日，英國《衛報》刊發該報外交事務編輯彼得•比尤蒙特（Peter Beaumont）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斯諾登在當前可能沒有太多的選擇來解決自己安身的問題，而且，他可能對俄羅斯在處理持異見者問題上的殘暴歷史不太了解。選擇向俄羅斯這樣一個國家申請政治庇護，或許只會讓斯諾登對人權和良知堅守的理想與俄羅斯對待異議者的殘酷現實相背離，斯諾登未來的道路可能進退兩難。以下為編譯全文：

是什麼原因讓告密者斯諾登“不情願”地向俄羅斯提出了一個仍未被接受的臨時庇護申請？

因為斯諾登大舉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NSA）對美國民眾和英國所進行的監視活動而佩服他，是很容易理解的。而在他做出揭發的舉動並表示自己希望能夠避免長達數年的牢獄之災後，他所面臨的困境也同樣容易讓人產生同情。確實，與有些人認為的相反，並沒有一條法律說告密者就應該自願向漫長的牢獄之災妥協。

現在的情況是，美國政府吊銷了斯諾登的護照，並且通過嚴厲的國際航班禁令來制裁斯諾登，從而阻礙他前往南美洲的友好國家。在這種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斯諾登希望在俄羅斯尋求臨時庇護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斯諾登尋求政治庇護的方式讓人感到不安，尤其是他對俄羅斯的稱讚。

斯諾登可能只是太天真了，他把普京所領導的俄羅斯政府放在“願意第一個挺身而出與侵犯人權的行為做抗爭”的名單，這表現出一種危險的道德相對論。

俄羅斯離一個“支持人權的國家”還相差甚源，它對人權的侵犯不僅殘忍而且冷酷。在斯諾登與各人權組織在謝列梅捷沃機場會面之前，有另一條關於人權的新聞占據著版面——對俄羅斯反腐律師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進行死後判決。馬格尼茨基在2009年11月死於獄中，他曾在監獄裡遭受虐待並且拒絕了本可以挽救他性命的醫療救助。

與斯諾登此次在機場會晤的“國際特赦”代表在早前曾宣布俄羅斯的記者阿克米德納比（Akhmednabi Akhmednabievz）遭到謀殺，在被列入死亡名單後，Akhmednabi在北高加索地區被一個身份不明的槍手殺害。

近來發生在那些批評克里姆林宮和普京的人身上的一些事情，可以被當做重要提醒。俄羅斯反普京女子朋克樂隊“暴動小貓（Pussy Riot）”的兩名成員仍被關押在獄。據報道，被關押的兩名成員中的瑪麗亞・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正被從位於彼爾姆的勞改所轉移到中部地區的另一個監獄，此前瑪麗亞・阿廖欣娜因為演唱了反普京歌曲而被警方以觸犯“流氓行為”相關法律條例而被判進入彼爾姆的監獄服刑兩年。

而在上月，法院對被指控在2006年謀殺俄羅斯《新報》女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的被告人展開審判，然而極少數人認為幕後凶手會受到司法的審判。

在粗略閱讀“國際特赦”過去兩個月對俄羅斯的人權警告列表後會讓人產生不舒服的感覺，列表揭露了俄羅斯對國內同性戀權利持續打壓、對嫌犯採取刑訊和非政府組織法庭審判來進行逼供的種種行為。

如果這樣說還是太抽象了。那麼看看“人權觀察”研究員譚雅•洛克希娜（Tanya Lokshina）所受到的對待。譚雅此次受邀與斯諾登在機場會面並且在網絡上上傳了斯諾登與會的照片。她是一位有著十多年經驗的傑出人權活動家，去年，懷有身孕的她接到一系列對她和她肚子裡孩子進行威脅的短信。

或者還可以看看反腐活動家阿列格希•納瓦林（Alexei Navalny），他在本周將會得知道他是否會因為他所組織和參與的活動而被判入獄。

為什麼知道以上的一切很重要？

原因很簡單。斯諾登已經表示，自己不斷揭發NSA秘密文件的原因是建立在道德律令之上的，是從對人權特別是隱私的方面的良知來考量的。他引用《紐倫堡原則》（Nuremberg　principles）中的“如果有人侵犯國際法時，作為個人，有責任去違反他自己國家的法律來保護國際法”以及《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來為自己辯解。

儘管這些都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話，但缺乏說服力的是，斯諾登評價俄羅斯是站在“為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進行抗爭的前沿”。

斯諾登向俄羅斯申請避難沒有為普京政府提供一個公關宣傳的機會，相反，他把一個粗野地、持續地侵犯公民人權的俄羅斯政府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即使如此，也很難想這樣的情況是怎樣發生的。我要再次表達一下我對斯諾登的同情：現在的他精疲力盡、不知所措而且還可能還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肯定也感覺到他已被華盛頓逼迫的走投無路。

但是這些都不能改變一個事實：不管斯諾登是過於天真，還是迫於壓力，他對俄羅斯評價的言論影響猶在。因為斯諾登披露NSA機密文件的有說服力的原因在於——他覺得作為一個公民和有道德的人，他無法忍受他所目睹到的政府濫用權力的行為，因此他不得不違法——這是一個尋求“自然正義原則”（natural justice，自然公正原則是指任何權力要對當事人作出產生不利影響的決定時，必須聽取他本人的意見，這是西方古老的公正原則，此原則可以用來防止歧視）的強有力的理由。

斯諾登在呼籲普世人權價值觀的同時，卻在有選擇性地批評踐踏人權的政府。可悲的是，這樣一來，他對俄羅斯的評價和對自己的辯解就變得搖搖欲墜、越發站不住腳。